相知跨千年，携手创未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2022年12月7日至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萨勒曼邀请，赴利雅得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王毅说，时近岁末，习近平主席在完成东南亚之行，大力推动全球治理、全面擘画区域合作之后，又踏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东之旅，引领中阿、中海和中沙关系迈进全面深化发展的新时代。
2天3夜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阿、中海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同近20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外交行动，是党的二十大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又一轮成功实践。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持续热议此访，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出席中阿、中海、中沙领导人“三环峰会”，是中国外交的又一重大创举，体现了中阿双方面对全球挑战加强团结协作的战略抉择，谱写了中阿关系崭新的历史篇章，必将对国际格局和地区形势产生深远影响。
一、并肩携手，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
王毅说，阿拉伯世界是古老文明，资源富集、底蕴深厚，既饱经沧桑忧患，又孕育着潜力希望。阿拉伯国家也是最早实现民族觉醒、联合自强的国家群体之一，阿盟在世界政治、经济、文明版图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中国和阿拉伯两大文明在亚洲大陆两端相映生辉，双方在丝绸古道中相知相交，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患难与共，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合作共赢，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守道义，书写了东西交融、互学互鉴、互帮互助的佳话。近年来，中国向西开放的大趋势同阿拉伯国家向东发展的新潮流相向而行、彼此呼应。相似的历史遭遇、相同的发展梦想、相互的信任支持，使中阿双方更坚定走到了一起。中方在此访前权威发布《新时代的中阿合作报告》，全面、生动反映了中阿进一步深化团结合作、携手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双方举行首次中阿峰会水到渠成、正逢其时。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阿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双方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史，提炼跨越千年、历久弥坚的中阿友好精神，指出守望相助是中阿友好的鲜明特征，平等互利是中阿友好的不竭动力，包容互鉴是中阿友好的价值取向。习近平主席着眼时代发展和形势变化，提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强调双方要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共同利益；聚焦经济发展，促进合作共赢；维护地区和平，实现共同安全；加强文明交流，增进理解信任。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方将同阿方一道推进“八大共同行动”，涵盖支持发展、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创新、能源安全、文明对话、青年成才、安全稳定诸多领域，充实完善了中阿务实合作的四梁八柱。
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提出的重要主张为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规划了前进路径，对新时代中阿关系发展做出了顶层设计，顺应双方共同意愿和需要，得到与会各方领导人的积极热烈响应。他们表示，阿中友好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基础上，阿方高度重视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深化阿中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更好实现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利于实现阿中人民共同诉求。
中阿双方发表《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加强中阿团结协作，助力各自民族复兴，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双方商定要通过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各项机制深化中阿各领域合作，合力应对共同发展挑战。双方将就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保持相互支持，在各类国际场合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加强团结。双方还倡导开展文明对话交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摒弃对特定文明的歧视与偏见，反对“文明冲突论”。《宣言》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的立场和关切，并充分吸纳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中方重大倡议主张。峰会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国家全面合作规划纲要》和《深化面向和平与发展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文件》，中方有关部门同阿方以及阿盟秘书处还在共建“一带一路”、能源、粮食、投资、绿色、安全、航天等领域签署达成了多项合作文件。这些累累硕果汇聚了中阿在双方关系发展以及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共识，昭示着未来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
王毅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人口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重要成员、国际舞台上重要力量和两大文明，中阿召开首届峰会，具有超越双边和地区范畴的重大国际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充分说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相互包容借鉴、共同发展繁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阿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必将为人类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坚守正义、追求进步注入巨大积极能量。
二、勠力同心，擘画中海合作大格局
王毅说，海湾合作委员会是中东海湾最具活力的地区组织，是联通亚非欧的地缘枢纽、供应世界经济的能源宝库、发展高新产业的沃土，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中海关系既古老又年轻，走在我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前列。中国同海合会国家有着近两千年友好交往历史。1981年海合会成立后，中国即同海合会建立联系。40余年来，海合会国家坚持对华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始终坚定支持中方，也是中国重要能源、经贸合作伙伴。在当前国际能源资源被政治化、工具化趋势下，海合会国家坚持战略自主，同中国一道致力于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实现合作共赢，中海关系的战略内涵进一步彰显。
此次峰会是我国同海合会国家领导人首次齐聚一堂。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从团结、发展、安全、文明四个方面精辟阐释如何建立中海战略伙伴关系，强调中海要做共促团结的伙伴、共谋发展的伙伴、共筑安全的伙伴、共兴文明的伙伴。习近平主席提出未来3到5年中海合作五大重点领域：一是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中国将继续从海合会国家稳定、大量进口原油，扩大进口液化天然气，加强油气上游开发、工程服务、储运炼化合作以及清洁低碳能源技术等合作；二是推动金融投资合作新进展，双方将成立共同投资联合会，研究举办中海产业和投资合作论坛，开展本币互换合作；三是拓展创新科技合作新领域，双方将加强5G和6G技术合作，围绕跨境电商合作和通信网络建设等领域实施数字经济项目；四是实现航天太空合作新突破，在遥感和通信卫星、空间应用、航天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合作项目，研究成立中海联合月球和深空探测中心等；五是打造语言文化合作新亮点，中国将同300所海合会国家大中小学合作开展中文教育，同海合会国家合作设立300个中文智慧教室，提供3000个“汉语桥”夏(冬)令营名额，建立中文学习测试中心和网络中文课堂等。这五大领域充分体现了中海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将进一步推动双方合作全面提升，实现跨越式发展。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真诚务实、掷地有声，进一步夯实了中海政治互信，深化了中海利益融合，巩固了海合会国家发展对华关系的决心和信心。海合会国家领导人一致表示，海中双方理念相通、观点相近，彼此关系充分体现了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合作共赢。海方坚信，中国持续繁荣发展将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海合会国家都希望加强对华合作，推动开展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同海合会国家领导人发表《中海峰会联合声明》，宣布加强中海建立起来的战略伙伴关系，体现了中国同海合会国家的政治互信和深厚情谊，绘就了中国同海合会国家务实合作发展蓝图，增进了中国同海合会国家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共识，成为中海关系未来发展的行动指南。峰会还发表《中海战略对话2023年至2027年行动计划》，就未来5年中海在政治、经贸、能源、文化和旅游、教育、科技等领域合作作出规划。
三、继往开来，再创中沙关系新局面
沙特是重要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是世界能源大国和二十国集团中唯一的阿拉伯国家。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同萨勒曼国王共同宣布建立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时隔6年再次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受到沙方高度重视和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主席专机抵达时，沙方派出4架战机护航和6架“沙特之鹰”礼宾护卫机伴飞。萨勒曼国王同习近平主席会见并亲自签署首份《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穆罕默德王储代表萨勒曼国王在王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出席苏欧德国王大学授予习近平主席荣誉博士学位仪式。当天，《利雅得报》头版配多张照片刊登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
习近平主席同萨勒曼国王和穆罕默德王储的会晤气氛热烈、深入友好。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视沙特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力量。面对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中沙关系的战略性和全局性更加凸显。中方把发展同沙特关系置于外交全局尤其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愿同沙方在实现民族振兴的道路上携手前进，推动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萨勒曼国王表示，近年来，沙中两国战略对接和各领域合作都取得良好进展，双方在诸多问题上拥有重要共识，中方的利益也就是沙方的利益。穆罕默德王储表示，沙特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沙方坚定支持中方为去极端化采取的措施和努力，欢迎更多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沙特工业化进程，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必将成为沙中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更好实现两国共同发展和繁荣。
此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取得丰硕成果。双方商定每两年在两国轮流举行一次元首会晤，同意将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牵头人级别提升至总理级。从延布炼厂到古雷乙烯石化项目，从吉赞产业集聚区到红海公用基础设施项目，从5G通信到合作探月，中沙合作阔步前行，重大项目顺利推进。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沙特“2030愿景”，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签署20份合作成果文件，覆盖共建“一带一路”、能源、投资、司法、教育、新闻等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人文领域是中沙合作的新亮点。目前沙特已有4所大学开设中文专业，8所中小学开设中文选修课。不久前，100多名沙特中文学习者用中文给习近平主席写信，表达他们对中文的热爱。习近平主席复信亲切鼓励沙特青年与中国青年增进相互理解、发展长久友谊。此访期间，中沙领导人一致同意继续加强两国中文和阿拉伯语教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
王毅说，习近平主席此次访沙，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我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中东地区国家，不仅迈上了中沙关系发展的全新阶段，也树立了我同阿拉伯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标杆，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四、重情尚义，壮大阿拉伯世界朋友圈
王毅说，习近平主席在利雅得出席峰会和国事访问期间，密集同近20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双边会见，共叙友谊、共话互信、共商合作、共论天下，彰显了大党大国领导人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外交风范。
习近平主席回应各方关注和期待，积极宣介中共二十大精神，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外交政策宗旨，强调中方将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中国新发展为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对外发出中国大政方针保持延续性和稳定性的清晰、积极信号。
习近平主席支持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把前途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维护好各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这些表态发自肺腑，情真意切，道出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一致心声。正因为历史上饱受外部干预之苦，阿拉伯国家才对实现独立自主更加渴望、倍加珍惜，这也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凝聚在一起的最有力共识和最鲜明旗帜。
巴勒斯坦问题牵动中东和平稳定，关乎国际公平正义，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最关心的地区热点。习近平主席对此高度重视，已连续十年向联合国“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出席中阿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重申中方坚定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将继续向巴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习近平主席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见，表示中方坚定不移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始终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将继续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公正持久解决不懈努力。阿巴斯表示，中国是巴勒斯坦真诚和可信赖的朋友，在政治、经济、道义等各方面均给予巴方全面、无条件支持，全体巴勒斯坦人民都对中国人民怀有诚挚感情，并为此深感自豪。
各国领导人祝贺中共二十大成功召开，祝贺习近平主席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各方均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将始终坚定同中国站在一起。很多领导人表示，中方在国际场合秉持的立场正义公道，提出的倡议充满人文关怀和先进理念，推出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世界和平安全和各国共同发展，阿拉伯国家理所当然要积极支持参与。
事实证明，中国立天下之正位，行人类之大道，不搞地缘政治的小圈子，不打地缘私利的小算盘，对阿拉伯国家以心相交、以义为先，受到地区国家的真心支持和广泛欢迎。多位领导人表示，对华友好合作没有上限。国际舆论也评称，中阿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共同反对霸权强权，反对搞意识形态对抗，这是中阿双方最重要的共识、中阿关系最宝贵的财富。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不是为了填补“势力真空”，而是基于共同利益并肩同行。中国已同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阿盟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东地区广受好评。习近平主席此次中东之行受到热烈欢迎和广泛认同，预示着世界多极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
王毅说，从撒马尔罕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到巴厘岛、曼谷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再到此次利雅得的中阿峰会、中海峰会，回答时代之问，发出中国声音，开展峰会外交，已成为中国元首外交的新常态。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大前后三次出访期间，累计同40多个国家领导人双边会见，付出了辛劳，增进了互信、推动了合作、收获了友谊。“德不孤，必有邻。”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新朋友越来越多，老朋友越来越铁。
王毅最后说，习近平主席中东之行实现了今年元首外交的成功收官。在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中，习近平主席洞察时代发展进步潮流，回应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指明前行方向，充分体现了大国领袖的远大抱负和世界胸怀。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引领推进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全球变局中不断开创新局，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成就。明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九万里风鹏正举。我们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自信自立、胸怀天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圆舞曲传统与艺术创新******
作者：王纪宴（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年一度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人们熟悉的“金色大厅”奏响，并向全世界90多个国家转播。担任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奥地利指挥家弗朗茨·威尔泽-莫斯特，是继2011年和2013年之后第三次担任新年音乐会指挥。这一次，他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对音乐会的曲目进行了一次力度空前的拓展：节目单上不包括返场加演曲的15首乐曲中，有13首是首次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演奏。这样的创新之举，是否能够让这个在全球有着广泛影响的艺术盛事获得新的活力？
约翰·施特劳斯画像 资料图片
Ⅰ.传统的确立
“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魅力和人气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演奏施特劳斯的音乐是这个乐团的传统之一，可以一直追溯至‘圆舞曲之王’本人。但历史事实并不能印证这一点。”这是曾于1997年至2014年担任乐团主席的小提琴家克莱门斯·赫尔斯伯格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施特劳斯》一文中写下的。作为集作曲与指挥于一身的最忙碌的施特劳斯家族成员，约翰·施特劳斯的演出主要是指挥他自己的乐团。事实上，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不少创始成员也是在约翰·施特劳斯乐团中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据约翰·施特劳斯的三弟爱德华在1886年统计，维也纳爱乐乐团中有施特劳斯乐团工作背景的不少于27位），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会节目单中并没有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其他任何作品。其原因是，音乐家们担心这些轻松娱乐舞曲会拉低爱乐音乐会的艺术高度和社会地位。尽管从同时代最“严肃”的作曲家瓦格纳、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到以挑剔著称的音乐评论家汉斯立克，对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均有高度称赞，但观念中的等级差别仍构成一道艺术屏障。
转变发生在1873年4月22日，在歌剧院舞会（举办地并非宫廷歌剧院，而是“金色大厅”）上，继奥托·德索夫指挥卡尔·马利亚·冯·韦伯的《邀舞》之后，约翰·施特劳斯登台，以他的“标志性”指挥风格——边演奏小提琴边指挥——完成了他的新作《维也纳气质》圆舞曲的世界首演，也标志着“圆舞曲之王”与宫廷歌剧院乐团即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严肃音乐家”们历史性的首次联袂。同年11月4日，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期间，二者再次合作，这一次，约翰·施特劳斯指挥了他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兰纳的乐曲以及他自己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1894年10月15日，庆祝约翰·施特劳斯作为指挥家首次登台50周年的专场音乐会在“金色大厅”举行。这一次，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整场音乐会上演奏的全部为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成为新年音乐会的先声。
1925年10月举行的约翰·施特劳斯诞辰百年纪念，成为一个重要里程碑。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克里斯托弗·瓦格纳-特伦克维茨在《一种声音传统：维也纳爱乐乐团简史》中写道：“实际上举办于盛夏时节：1929年8月11日，年轻的国家歌剧院总监克莱门斯·克劳斯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指挥了一场曲目为清一色施特劳斯作品的音乐会。而在十年后，一年中的最后一天成为每年举行的圆舞曲和波尔卡音乐会的诞生之日，仍由克劳斯指挥，作为新旧之年交替的标志。”1939年12月31日的第一届新年音乐会，以《晨报》圆舞曲作为开场曲，10首乐曲全部为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如今每年作为压轴曲目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和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茨基进行曲》都没有出现在曲目中。然而，对于新年音乐会传统的确立而言，这却是堪称古典音乐当代奇观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关键的起点。
绘画作品《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乐团》 资料图片
Ⅱ.“纪念品音乐”？
构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传统的核心因素首先而且始终是曲目——“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父兄以及他们同时代其他作曲家的圆舞曲、波尔卡、进行曲、轻歌剧序曲等。年复一年，尽管曲目搭配会呈现出微妙变化——纪念性元素、指挥家的文化背景和个人喜好都会成为影响曲目选择的因素，但两位约翰·施特劳斯以及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施特劳斯这父子四人的作品作为每年的曲目主体，形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风格。这些维也纳地方风味浓郁的音乐，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中焕发出独特魅力，使得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全世界无数同类演出中独领风骚，无可替代。然而，近年来，尽管新年音乐会的电视直播国家一直在稳定增加，但与“极致视听盛宴”的赞誉相伴，怀疑的声音也不时出现：以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为代表的轻松舞曲音乐，是否具有足够的艺术含量值得全世界亿万人年复一年地在新年第一天专注期待？人们是为了音乐而听，还是为享受一种被定位为优雅新年仪式的活动？是否如钢琴家弗里德里希·古尔达所怀疑的，很多人其实是为了“一些人们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且能够使自己加入某种有档次的习惯中”？就像世界各国的游客在维也纳一定要到城市公园内约翰·施特劳斯镀金雕像前“打卡”留念一样。
在弗朗茨·威尔泽-莫斯特于2013年第二度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时，英国《留声机》杂志作者菲利普·克拉克与这位指挥家有一篇题为《圆舞曲回到未来》的深度访谈，刊发于《留声机》2013年1月号。其中谈及圆舞曲的“不确定地位”，也就是说，像《蓝色多瑙河》这样的音乐，究竟是实用性音乐，还是“艺术音乐”？在威尔泽-莫斯特看来，“奥地利圆舞曲并不仅仅是欢快的舞曲，其中有深度和忧郁，人们需要感受到这一点。你看，我们距离波西米亚很近，波西米亚民间音乐总是充满渴望和思乡之情。”即使是最热爱圆舞曲的人也并不会认为一首施特劳斯圆舞曲能够拥有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和马勒交响曲的精神高度，圆舞曲这种体裁本身限制了艺术表现的多面性。然而，这不影响最好的圆舞曲可以成为丰富而深刻的艺术杰作。
当电影《2001太空漫游》以“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为伴随航天器驶向太空站和月球的音乐时，并非所有的观众都能接受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这种做法。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的音乐会让人联想到酒店舞厅乐队或维也纳轻歌剧，从而让观众的注意力脱离太空。对此，库布里克的解释是：“很难找到另外一首比《蓝色多瑙河》更能表现旋转运动的崇高感的优美乐曲。”他认为，约翰·施特劳斯音乐中内在的复杂舞蹈律动，与太空站的优雅运动有着奇妙的契合。在这样的语境中，这首著名的圆舞曲脱离与舞蹈、与河流的联系，而具有了新的意蕴和美。《2001太空漫游》在音乐运用上遇到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蓝色多瑙河》等维也纳舞曲音乐在不同受众群中得到的不同评价，以及在音乐史家中和学术研究领域引发的争议。
《浪漫一代》（查尔斯·罗森著） 资料图片
音乐学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在他的《音乐中的伟大性》一书中写道：“总有一天，约翰·施特劳斯会成为维也纳的音乐纪念品，但不是‘不朽的’。”漫步在维也纳街头的游客时常会遇到推销约翰·施特劳斯作品音乐会票的人，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确实在很多时候被视为维也纳的音乐纪念品。所以，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将这样的音乐界定为不具有音乐“伟大性”的艺术，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威尔第不可同日而语。《古典风格》的作者、博学的学者、钢琴家查尔斯·罗森在他的另一本重要论著《浪漫一代》中，将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与奥芬巴赫的轻歌剧和格什温的百老汇音乐喜剧一起归入通俗艺术，但同时强调它们都属于“伟大的通俗艺术”。当通俗艺术得以跻身于“伟大”行列时，其艺术魅力和价值使得无数平庸的“高雅艺术”作品相形见绌。
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等大量作品经常是以类似家庭作坊的方式快速谱写上演的，有时乐谱的墨迹未干，就由专人飞快地送至演出场所。有不少作品，甚至其中也包括《蓝色多瑙河》的旋律，都会作为素材循环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大量雷同和艺术质量不高的作品。然而，不仅是施特劳斯家族，还包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奏的其他作曲家，如兰纳、齐雷尔、苏佩、雷哈尔等，他们的圆舞曲、进行曲、轻歌剧序曲和选曲、波尔卡和加洛普舞曲等，虽然不像交响乐那样宏大和深刻，但其中的经典之作，也当得起老一辈指挥家埃里希·克莱伯给予它们的赞誉——“小型交响诗”。就旋律天赋而言，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二弟约瑟夫·施特劳斯真正无愧于伟大作曲家的称号。对他们的旋律之美，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等“严肃”作曲家均有过由衷赞美。而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脍炙人口的圆舞曲旋律，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借自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神秘动力》圆舞曲，斯特拉文斯基也从维也纳舞曲中借了一段，他的舞剧音乐《彼得鲁什卡》中一个极为悦耳的旋律，来自约瑟夫·兰纳的《施蒂利亚舞曲》，属于“完整借用”。
这些作品之所以在很多人心目中不能登大雅之堂，除了它们脱胎于伴舞音乐这一事实，还与创作技法相关。奥地利学者马塞尔·普拉维在他的《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中文节译本名为《圆舞曲之王》）中指出：“约翰·施特劳斯是美妙旋律的创作者——可是他从未试图对主题进行戏剧加工。”我们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听到这些乐曲由完整编制的交响乐团演奏，但它们并不是以交响化原则发展主题的音乐，而是大部分时候将一段又一段旋律加以衔接。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认为“舒伯特钢琴奏鸣曲中的丰富旋律妨碍了真正激动人心的发展”，在维也纳舞曲音乐中，也没有对主题的“真正激动人心的发展”。然而交响化原则、主题发展并非决定音乐是否具有“伟大性”和成为经典的唯一标准。维也纳风味音乐中那些让人们不约而同地感受到辞旧迎新气氛的圆舞曲、波尔卡，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由那些更具有“伟大性”的作品替代。法国作曲家柏辽兹著名的《幻想交响曲》第二乐章也是圆舞曲，标题为《在舞会上》，作为交响音乐篇章备受欢迎，而且，按照弗朗茨·恩德勒在《维也纳音乐史话》一书中的讲述，柏辽兹是位真正的维也纳迷，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的热情追随者，并将与老约翰·施特劳斯的友情延续至约翰·施特劳斯，然而，《幻想交响曲》中的圆舞曲让“维也纳人听来不敢恭维”。
《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马塞尔·普拉维著） 资料图片
诺伯特·林克在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的《约翰·施特劳斯》中说，“约翰·施特劳斯的天赋让全世界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随时踏进音乐的殿堂”，可谓一语中的。这正如库尔特·霍诺尔卡关于斯美塔那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所写的——“伟大的艺术和通俗性如此自然地携手走到了一起”。
Ⅲ.“第二拍现象”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还体现在演奏本身所具有的某些鲜明特征，如著名的“第二拍现象”，这就是普拉维在《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一书中所描述的圆舞曲的“奥地利式轻松和优美”。也就是说，在初听之下似乎一成不变的“嘭—嚓—嚓”基本节奏中，第二拍总是会稍稍提前到来，造成“抢拍”，而第三拍则相应地听起来往后拖延。威尔泽-莫斯特称这种“第二拍现象”为维也纳圆舞曲的最奇特的传统。圆舞曲的任何一次成功演奏都取决于指挥如何让音乐随摇曳的拍子自由前行。在《蓝色多瑙河》或《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这样的圆舞曲中，每一首小圆舞曲均通过优美的转调与之后的小圆舞曲衔接，如同大自然中光与影的奇妙变幻，每一首小圆舞曲开始，意味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第二拍。这是维也纳圆舞曲无穷魅力的源泉之一，是根植于维也纳爱乐乐团每一位演奏家内心的艺术直觉，是任何一位站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台上的指挥家都不可能改变也不会改变的，因为那将构成对传统的亵渎和冒犯。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演奏圆舞曲的“第二拍现象”属于维也纳爱乐乐团著名的“自动驾驶”模式的组成因素，也就是说，第二拍的奏法不需要指挥要求。但威尔泽-莫斯特在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指挥的6首圆舞曲，显示出他对“第二拍现象”的有意识关注，并使音乐具有了一定的新颖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与熟练的重复演奏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
比利时古钢琴演奏家和指挥家、当代古乐运动的杰出倡导者之一约斯·范·伊莫希尔本着“追根溯源，还原本真”的宗旨，指挥他创建的“永恒生命”古乐团录制了一套约翰·施特劳斯作品专辑，深得好评。在他看来，所谓“第二拍现象”，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施特劳斯作品的传统一样，本身也经历了历史变化。他写道：“1929年，克莱门斯·克劳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晨报》圆舞曲在曲目中，乐团作为整体听起来像羽毛般透亮而轻盈，低音线条推动音乐前行，弦乐几乎不用揉弦演奏，像是室内乐重奏……序奏部只是比圆舞曲本身速度略慢，后者给人一种加速感。有时但并不常见，第二拍拉长，然后保持几小节……1980年，洛林·马泽尔指挥同一乐团演奏《晨报》圆舞曲。但如果这确实是51年后的同一个乐团，那么团员中最年轻的人也大概75岁了，而最年长者在115岁上下……此时的风格反映了另一个时代。拉长第二拍的观念如今已变为准则，圆舞曲开始得更加缓慢。”
英国乐评家理查德·奥斯本将维也纳爱乐乐团所代表的音乐传统与全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认为如果到了2142年，我们周围不再有人按照布鲁克纳交响曲诞生之初的方式演奏它们，不再年复一年地在新年音乐会上向全世界问候“新年快乐”，不在听众的掌声中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那才是悲剧，“谢天谢地！这种美好一直持续着”。然而，传统的守望之外，创新也始终存在。2023年的15首正式曲目中，首次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奏响的曲目居然多达13首，这是在曲目拓展方面前所未有的壮举。无论是作为开场曲的爱德华·施特劳斯的《谁来跳舞？》快速波尔卡，还是之后约瑟夫·施特劳斯的《英雄诗篇》和《金翅雀》圆舞曲，都是让听众倍感新颖的乐曲。即使两首曾经出现于往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节目单上的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作品，也不是像《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或《天体的音乐》那样为人们熟悉，《快乐的勇气》波尔卡在45年前的1977年新年音乐会上由博斯科夫斯基指挥演奏过，节目单上的最后一首曲目（在返场加演曲目之前）《水彩画》圆舞曲，演出相对较多，包括1966年（博斯科夫斯基指挥）、1983年（马泽尔指挥）、1991年（阿巴多指挥）和2002年（小泽征尔指挥），1991年新年音乐会为这首圆舞曲所配的以画家在雪地作画为内容的浪漫芭蕾，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在一场音乐会上集中首演新作的做法，也是一种来自施特劳斯家族的风格，本身也构成一种传统——创新的传统。
成立于2004年的维也纳女童合唱团首次登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舞台，与维也纳男童合唱团一同演唱，这也是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创新之一。邀请女性指挥家担任新年音乐会的指挥，也开始作为话题被谈及。如何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自己的理念和方式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探索。因为，正如维也纳爱乐乐团主席丹尼尔·弗罗绍尔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毕竟我们不想成为有一天灭绝的恐龙”。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3版）
